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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书局

中华书局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。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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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办人为陆费逵。初系合资经营，资本二万五千元，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。1913年设编辑所，陆续编辑出版《中华教育界》、《中华小说界》、《中华童子界》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《中华大字典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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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

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，自办印刷所，增设发行所；翌年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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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达千余人，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、印刷、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。1917年，因资金周转不灵，几至停业。经多方设法，营业重获发展。此后，除编印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图书杂志外，还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，制造教学文具仪器；1932年扩充印刷所，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，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，购置先进印刷设备，既印本版图书，也承印地图、邮票、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、钞票、公债券等。 #3$$#%%%%%%%6$

到1937年春，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，在全国各地和香港、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，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，进入全盛时期。 #3$$#%%%%%%%6$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陆费逵赴香港，成立驻港办事处，掌握全局重要事务；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，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“美商永宁公司”的名义维持营业。1941年7月9日，陆费逵在九龙病逝。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领导核心内迁，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。此间，仍然印制教科书，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。抗战胜利后，总管理处迁回上海，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，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。 #$$$$$$$$$$$$$$$$$$$$$$$$%

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，先后编印出版了《四部备要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饮冰室合集》等重要书籍，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、达尔文《物种原始》等重要译著，以及几十种杂志，在学术界颇有声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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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1954年5月，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，总公司迁至北京，同时在上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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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，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。同年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，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，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、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，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。历经20年时间，组织整理、出版的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点校本，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。相继编辑出版了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、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宋词》、《古本小说丛刊》、《甲骨文合集》、《殷周金文集成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清实录》、《光绪朝朱批奏折》、《中华大藏经》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。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”、“历代史料笔记丛刊”、“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”、“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”、“中外交通史籍丛刊”、“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”、“中华史学丛书”、“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”、“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”、“新编诸子集成”、“中国佛教典籍选刊”、“道教典籍选刊”、“理学丛书”、“学术笔记丛刊”、“古逸丛书三编”、“清人书目题跋丛刊”、“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”等，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。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顾颉刚、陈垣、王力、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；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、文史类期刊《文史》、《文学遗产》、《书品》等，在学术界、读书界、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。　　 #$$$$$$$$$$$$$$$$$$$$$$$$%

近年来，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，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，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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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出版了《左传译文》、《论语译注》、《孟子译注》、《庄子今注今译》、白话《资治通鉴》、白话《续资治通鉴》、《通鉴故事百篇》、《新编千家诗》、简体横排本《二十四史》、简体横排增订本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宋词》，以及1981年创刊的《文史知识》、1998年复刊《中华活页文选》（成人版、高中版、初中版、小学版）等，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。　 #$$$$$$$$$$$$$$$$$$$$$$$$%

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，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，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、徐调孚、宋云彬、杨伯峻、马宗霍、金灿然、赵守俨等，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。现有工作人员中，高级职称占27%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，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，其中周振甫、李侃、傅璇琮、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。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、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，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、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。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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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

中华书局于民国元年(1912年)创办于上海，1954年迁至北京，现在位于王府井北大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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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中国文联大楼内办公，与商务印书馆同处一楼。中华书局是我国整理、编校、出版古籍读物的权威出版机构，在国内外知名度颇高，影响深远。　　 #$$$$$$$$$$$$$$$$$$$$$$$$%

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，出生于出版世家，其祖父曾担任过《四库全书》总校官。清宣统年间，陆费逵在上海“文明书局”任职时，被商务印书馆用高薪挖走，委以出版部部长。当时，废除私垫，兴办新学的呼声很高，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王朝的革命运动，也如火如荼，民国政府建立在际。陆费逵以出版家的远见卓识，认清了这一形势，提出革新教材，重编一套适应新形势的教科书的建议，并联络一批同道者，着手编出了一套小学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的新课本教材。但其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负责人，思想保守，对新的革命形势抱悲观态度，惟恐新教材不被世人接受，经济受损，否定了陆费逵的建议。加之陆费逵早已不满足寄人篱下之地位，于是，1912年，辛亥革命甫一成功，民国始建，陆费逵便联络了原商务印书馆的一批同仁，宣布脱离商务印书馆，成立了中华书局，并自任中华书局总经理。　 #$$$$$$$$$$$$$$$$$$$$$$$$%

中华书局一成立，当即出版了《中华新教科书》，为辛亥革命成功后，普遍改制的学堂提供了各类新教材，受到各地欢迎，一时供不应求，中华书局一炮打响。这时，商务印书馆追悔莫及，也赶紧编印新教材，与中华书局展开竞争。上海“世界书局”等出版机构，也纷纷加入出版教科书的竞争行列。各家都在编辑出版中，力求精善，减低定价，争夺市场，这无形中促进了新教材的革新和普及。此后，中华书局又在编印工具书、辞书及整理古籍书方面，投入精兵强将，成绩斐然。他们于民国初年出版的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辞海》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图书集成》等辞书、工具书，编校严谨、印制精善，后经多次修订，已成为我国出版史上的经典之作。　 #$$$$$$$$$$$$$$$$$$$$$$$$%

在解放前的数十年里，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，在激烈的竞争中，艰难的生存，对我国的文化、教育事业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解放后，国家为更好的发挥这些老字号出版机构的作用，于1954年，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时迁来北京，以他们各自的传统优势，进行了合理调整，在主营业务上进行了科学分工。1957年，中华书局与在京的古籍出版社合并，主要承担起中国古代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语言文字学和各类历史资料的编校、整理、出版。建国50年来，中华书局在这方面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们出版的各类古籍和学术著作数万种，已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华文化、历史的珍贵资料。改革开放20年来，中华书局扩大经营业务，在保持传统优势的主业下，出版了大量文史哲和外国研究中国的专著普及读物，受到了广泛好评。在新的文化市场竞争中，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。 www.18art.com

发展

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1月1日，创办人陆费逵(伯鸿)、戴克敦(懋哉)、陈寅(协恭)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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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颐(朵山)、沈继方(季芳)。1913年沈知方(芝芳)加入。陆费逵任局长(后称经理)，沈知方为副局长，编辑所所长先后有：范源濂、戴克敦、陆费逵、舒新城等。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。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，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、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。1912年元旦，中华书局开业后，提出“教科书革命”和“完全华商自办”的口号，与商务印书馆竞争。首先出版新编的《中华教科书》，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。“于是改公司，添资本，广设分局，自办印刷”，后又盘入文明书局、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，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。书局成立之时于福州路东首租三间店面，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，不久迁河南路。1913年总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(今东大名路)AB29号，并租用其旁之民房，设编辑、事务、营业、印刷四所。其编辑所后又移至东百老汇路88号。总店(发行所)先设在抛球场(今河南路南京东路口)，1916年迁至棋盘街(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)新建的五层楼大厦，店面10间，与商务印书馆贴邻。同年，在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哈同路(今铜仁路)口建成总厂，除印刷所外，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。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，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。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，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，又因同业竞争，售书赔本，发生经济危机，几至停业。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，又曾与商务谈判合并而未成。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“维华银团”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“和济公司”给予贷款，书局才得以维持。其间，陆费逵曾一度辞局长职，任司理，由史量才继任局长，仅两个月后收回，仍由陆费逵任总经理。1920年前后，书局承接印制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壳的业务，获利丰厚。1930年孔祥熙任董事长以后，书局大量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，印刷业务更加发展。1933年在香港九龙建立印刷分厂，设备之新，号称远东第一。1935年在澳门路469号建成新厂，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。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去世后，李叔明继任总经理，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，澳门路总厂改名“美商永宁公司”，由美籍商人A.F.沃特生任经理。日军进占租界后，永宁公司被封，第二年才启封。1942年2月书局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，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。1949年2月李叔明离沪，舒新城任代总经理。7月舒新城辞职，沈范继任。1954年总局迁至北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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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书局从1912年到1949年，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，包括教科用书、古书、字典辞典、杂志、各科新书、儿童读物、外文书籍、碑帖书画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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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局从创办起就把业务重点放在教科书上。除了最先出版的《中华教科书》以外，先后出版了《新制教科书》、《新编教科书》、《新式教科书》等大量中小学、师范学校教科书及教师用书。共400种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华书局奉命在重庆参加国定本教科书联合供应处，承供教科书占23%。 www.18art.com

书局精印古书中最著名的是《四部备要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《四部备要》选择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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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子集中之要籍，采用聚珍仿宋版字精印，版式一律，字体美观。分出三种版本，其线装本订为2500册，洋装布面本订为100册，纸面本订为280册。自1921年开始辑印，1934年出齐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继《永乐大典》以后又一部大型类书。将原书1万卷共5000册以9页拼成1页照相缩印，分订线装800册。此书于1934年开始影印，1940年出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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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局还出版了不少中西字典、及专科辞典。最早出版的是《中华大字典》，收单字4万余，400万言，超过以前出版的字书，并校正了《康熙字典》4000余条错误。800万字的大型辞书《辞海》由舒新城、徐元诰、张相、沈颐等主编，1915年开始编写，1936年出版，先后参加者有百数十人，历时20年之久。《辞海》是中国近代规模较大的一部含古今汉语语词和百科词目的大词典，初版时以16开及32开两种开本装订，以字典纸及道林纸两种纸张印刷，后又出版南平毛边纸本等，各种版本行销总数在100万部以上。 #3$$#%%%%%%%6$

中华书局在开业之初出版发行的杂志风行一时，号称“八大杂志”，有《中华教育界》、《中华小说界》、《中华实业界》、《中华童子界》、《中华儿童画报》，《大中华》、《中华妇女界》以及《中华学生界》。其中梁启超主编的《大中华》在社会上颇具影响。黎锦晖等主编的《小朋友》创刊于1922年。其他杂志还有，《中华英文周报》(1919年创刊)、《新中华》(1933年创刊)等。 #$$$$$$$$$$$$$$$$$$$$$$$$%

各科新书有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类图书。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方面有：《新文化丛书》(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的《物种原始》被列为丛书之一)、《社会科学丛书》、卢骚的《民约论》全译本(马君武译)、亚当·斯密士的《国富论》及里嘉图的《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》(郭大力、王亚南译)等。文学艺术方面有：《少年中国学会丛书》(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的《哈孟雷特》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等列入丛书)、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(郭沫若译)、张闻天的《青春的梦》、李人的《死水微澜》和刘海粟编的《世界名画集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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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局创办时由5人合资开设，局员不过10余人，资本仅2.5万元。1913年6月改为股份有限公司。至1915年局员(包括分局)共有700多人，资本达100万元。以后陆续增资，至1926年达200万元，1936年增至400万元。仅上海部分就有局员660人。书局先后设立分局40余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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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书局是集编辑、印刷、出版、发行于一体的出版机构。其组织形式为：设董事、监察若干人、总经理1人。总经理之下分设：总办事处、编辑所、印刷所、发行所。书局自办印刷厂，至1937年拥有印刷机械300余架，职工千余人。除印本版出版物外，还承接国内外各界印刷业务，包括债券、证券、钞票、商标及工商界大宗印件等。书局引进国外现代化印刷机器，其印刷种类有铅版、聚珍仿宋版、石版、铝版、橡皮版、凹版、凸版、珂罗版、影写版、照相铜版锌版、三色四色铜版、电镀铜版钢版等。其印刷设备技术当时在国内乃至东亚地区是较先进的，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。除了出版印刷业务外，发行所还兼营国内外仪器文具，并在昆明路自设中华教育用品制造厂。编辑部附设图书馆，1916年开设藏书楼，自1925年起改称图书馆。由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被战火烧毁，中华书局图书馆成为民间出版机构附设图书馆中藏书最多的一家，藏书50余万册，其中丛书、类书、地方志、金石书画、工具书、教科书、报纸杂志等均收藏丰富。 www.18art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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